1、
确实，很久没写看书乱说了，如果期间有，只是插了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今年写了一篇《飘》观后，都是以影视角度去写的。
知道《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是八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时代时读到的介绍，当年，在中国的一些译文杂志报道上看到，原来这是一本早在1958年就得到过诺奖的文学小说。而作者本人不敢前去领奖，因为苏联要驱逐他出境，两年后，在大学生们不段前来示威里他病痛而逝。
当时，前苏联还没让它解禁，所谓的解冻文学出现后，帕斯捷尔纳克也没轮到。帕斯捷尔纳克是在1986年才得到天堂上的解放的。这个，离倒楣的苏联解体也就只差三年时间了，真是来得太晚，去如浮云。
作家是这样，小说这样，一切生命的思想都是这样，有或者来，来或者不来，一切都是原来。

2、
日瓦戈医生是部小说中人的名，尤里，日瓦戈，因为他本身是个医生，所以就叫日瓦戈医生吧。其实，他还是个诗人，像小说作者一样，写得一首首漂亮感染而散文化的诗歌，像他的前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的顿河》一样的写到战争里的人，无奈，强迫，生离死别。也像同辈普里什文，别洛夫一类的大散文诗化家一样的游离，抒情，自我解怀。
这部小说一贯俄罗斯的抒情风格，小说像他的同行们一样，冗长，散淡，漫不经心，却是读不出作者苦心经营的一番宗教般的深沉圣痛。
人类是痛苦的，作为人类个体的人，只有心灵感受自己来自于思想与自由在监狱般的痛苦里，这就是那个医生。
失望比希望来得更快，生命比时间去得更早。
小说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早就铺垫好的戏剧，三个男人爱着一个美丽女人——拉拉，一个是大律师，现实化的商人科马罗夫斯基，一个是狂热性的革命者巴沙，另一个就是日瓦戈医生，思想自由，希望如花，心性浪漫的诗人。
三个男人为这个女人一生的所作所为，付出的各有所值。
科马罗夫斯基得到是拉拉的身体，最后带着拉拉离开了一个城市，巴沙得到是拉拉给他的革命激情，最后失望自杀。而日瓦戈从拉拉身上得到的是来自于艺术心灵深处的的诗化浪漫与灵感，其间有一些纯真而回肠荡气的爱情，结局是日瓦戈多年以后在大街上见到一个长得似像非像拉拉的人，在大街上急追她时，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
这就是生命的结局，也是人生的必然归路，没有你真正得到的希望，你有的，只是那段曾经走过的记忆，舍去与留下都已不再，再重要。
日瓦戈亲眼目睹并经历了工人阶级十月革命前的示威与暴动，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沙皇盲目“爱国”送命战场上医治伤员的医生，回到莫斯科家后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政权，并遭遇了新政权对人的自由与平等岐视，最后逃离出来，到乌拉尔老家去渡过一段诗化的太平生活，结果被红军强征入伍，逃离出来后，经历与拉拉与家庭的生离死别，最后回到城市。
作为一个有正常家庭的日瓦戈医生，其实，冬尼娅是他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拉拉才是他精神的全部，这个世界，但凡精神高于现实的男人总会这样去设计自己，无论种族，无论黑白，无论古今。
现实里的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文斯卡娅正是这样，他逝世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奈豪斯不让伊文斯卡娅见遗体，她只好在他家门外站了一夜，这个婚外情的红粉知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付出也算是生命所值了，他大她二十岁，是小说拉拉的原形，也是作家一生的灵感源泉与精神的生命寄托。
因为她，才有了与意大利出版商的手稿的接洽，也才有了小说《日瓦戈医生》的生命，意大利才得以出版此书面世，才让帕斯捷尔纳克这位倍受打击的小诗人成了诺奖得主。

3、
《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在于，一种意识形态与一种价值观的对战。当时出版这部书后，前苏联的“灰衣主教”，后文化精神领袖苏斯洛夫飞往意大利要求意共阻止这部书的出版，好在那个书商刚刚退了党，让这部书得以付梓。
前苏联，用一种政治统治了一个时代，打着的马列主义的大旗，行走的却是一条政治与人性高压，扼杀心灵与自由强权之豺狼行径。
当年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位诗人，而且也是有名气的诗人，布哈林曾经让他出名，并像今天一样地捧红他，但帕斯捷尔纳克是位诗人，不愿意屈从这样那样的明星闪光，因为，那是要出卖灵魂的人才会做的事。
布哈林被苏共逮捕以后，自杀几年的马雅科夫斯基又被作为诗界的精神领袖抬出压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名，并不让他的诗文见版，他只好靠翻译一些书稿为生，好在有伊文斯卡娅在精神上的陪伴，完成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
而且当年苏共逮捕了伊文斯卡娅，目的就是要她交待帕斯捷尔纳克对苏共造成直接政治损失的证据，遭到拒绝后，伊文斯卡娅为此被关了五年的劳改营，并在重体力劳动中流产。

4、
作为一个作家，看到都是感性的东西，而现实是怎么样呢？
当年的苏联十月革命，也许人们希望的是平等与思想的解放，可是，得到的是一种不自由取代了另一种不自由。人，低层化，平民化，无权者的人，永远处在被精神制备的牢笼里。正像一头想飞的苍鹰，翅膀不会让你长成，长出来了，也要剪去。
作为一个作家，寻找是精神自由的解放，可是，现实不会让他得到自由，让他得到想要的诗化世界，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意参加政治，但是，他又不能脱离这个社会政治，所以，他痛苦，所以，他要写诗，写小说，而且是不同政治苟同的非“普罗”化文艺。
这样，在那个时代，他这样的分子就是对抗苏联，就是革命的敌人，反动派，狗杂种。
我感觉，当年因为东西方两个阵营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冷战，让这部小说得以侥幸出笼，一样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正应了那句话：
凡敌反对，我拥护，凡敌拥护，我反之吧。
于是，这部小说随着东欧及苏联的解体，成了焚烧那个时代的殉葬纸，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作家，记得这个与前苏联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斗士，他，不过是一个会想想，会写写，出过一篇小说的故者而已，俄罗斯因为他并不感到骄傲，资本化的西方国也不会因少了他而感到挽息。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导大卫里恩到是看出其中的端倪，不再在意小说里的政治与意识，他要寻找的是帕斯捷尔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