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怨恨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何等怯懦的性格，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老师时，我都会远远地躲开，而路过老师的办公室，我都不敢向窗子里面望一望，我不敢望到我的班主任老师，尽管她是何等的慈爱。上课的时候，我也从不举手发言，当然，有时候老师也会喊到我的名讳，我心惊胆战的起立，已经魂不守舍，语无伦次的匆匆结束。直至我长大以后，走进社会之中，我还是不喜欢面对领导，我还是不喜欢看到他们威严的姿态，我总是据他们于千里之外，只有这样，我才能坦然自如。
在海洋大学读书的时候，又是学友又是舍友的刘永兵与我的性格却截然相反，他总是喜欢在领导面前周旋，有事无事都喜欢与领导拉得很是近乎。开会时，他总是抢先给领导倒茶泡水，领导满意的捧上了他的茶杯。当大家发言时，他总是抢先海阔天空，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要学习雷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什么怎样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对照，什么要搞好思想改造要落实到行动中，要深化到灵魂中，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他总是讲得天花乱坠，领导又是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喜欢与领导打乒乓球，自己的球打到对方的地面上，安常理应当领导自己捡球，他却跑向对方把球捡起递给领导，并说：“我的腿脚比你灵活。”领导快活的笑了起来。他有时把板凳端到操场的正中间，坐在那里像模像样的学习起毛著，一捧就是一整天，当领导从他身旁走过，他又正好的翻开了另一页，领导竖起了大拇指。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弄来了那么多造型各异的毛主席像章，我说：“送我一个吧？”他鼻子翘得老高：“我来之不易，怎么能送给你？”但他却给了领导五岁的儿子许多，那儿子又告诉了他爸爸：“爸爸，这是刘哥哥给我的。”那时语录本人手一册，我们都放在口袋里，他却用玻璃丝编制了一个小口袋挂在胸前，在人群里，在领导面前走来走去……
这样，每次大会小会，他都得到了表扬。当然，每次评选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非他莫属。
然而，我望着他，不知道怎么的，眼光总是冷冷的。
不识时务的我，总是我行我素，总是喜欢偷偷地翻开我的电子书籍。我总是喜欢在这种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我讨厌那喇叭里整天都在唱着的样板戏。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翻到了红卫兵烧漏了的鲁迅的《华盖集》，拿回来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被刘永兵发现，他当面也没有说什么，第二天，领导在大会上就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起来：“有人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尽看那些歪门邪道的书，这是严重的路线问题，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那年头，大会怎么那么的多。
不知道是我的电子知识学的好，还是我的语音标准，我竟然被选派到广播站作为广播员，可是，我只有电子理论知识，至于扩音机的具体操作，我还是门外汉，而我又是个好学之徒，第一天的晚饭后，我就急匆匆的来到机房，翻开了说明书，依照说明书上的导航，一步一步的打开旋钮，忽然，我觉得我背后有什么动静，我回头一看，只见刘永兵在门旁伸着半个脑袋窥视着我，第二天，我就被撤离了这一工作。
在公元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像我这样的与时相悖的人怎么不被关进牛棚，看管人员中也少不掉有这个刘永兵，当然，他们对我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刘永兵更胜一筹，他当然知道，越是对我摧残得厉害，就越能显示出他的革命，这在我的《不是人》的诗歌里已经略写了一些，在此，我不再累叙了。当然，他很快入了党。
在牛棚里，我周而复始的写了很多很多的检查，就是通不过，专案组施加压力，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白纸黑字歪歪斜斜的张贴在我床前对面的墙上，我知道，我这个贫农的儿子已经成了阶级敌人，推一推不是可以推过去吗？拉一拉不是可以拉过来吗？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拉过来呢？为什么不把我这个处于人民和敌人之间的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拉到人民这边来呢？多年后平反的干部才告诉我，他们那时想把我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我望着这墙壁上对待敌人的语句，我放声大哭，泪如泉涌，我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党，我是多么热爱我的祖国，我很小的时候，就戴上红领巾，我高中的时候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我待人谦和，我忠厚老实，我热爱学习，我想学好我的电子知识，报效祖国，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这样的人推向敌人那边，这怎么不叫我悲痛万分？可是，我还是作最后一搏，我把我先前的检讨比先前更加工工整整的再写了一遍，我的工工整整是为了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在做认真的检查，可是，我错了，这些人的心比冰还要冷酷。凶恶、狠毒，早已把他们心中的善良、怜悯侵没，他们总是要我写，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遍了，仍然不能通过，我只好苦思冥想，我还有什么罪恶没有写出来呢？可是，我最终怎么也是想不出来了。
我望着我又被打回来的厚厚的检讨发呆，我彻底崩溃了，我怎么办啊？我呆在这牛棚已经半年有余，哪天能看到太阳呢？刘永兵似笑非笑的狡黠的提醒我：“那年（六六年下半年）为什么把你撤离广播室？”我猛的恍然大悟，我愤怒的指着他：“我知道了，是你——是你的那年的那个半个脑袋，是你们要的是我在偷听敌台，我——偷——听——了——敌台，行了吧？”他望着我颤抖的手指，后退了几步：“你检讨中少的就是这一条。”他仓惶的似乎逃出门外。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奄奄一息了，我不想申辩什么，我知道，申辩又有什么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违心的颤抖的写下：莫斯科电台说，中国人天天在听，天天在看样板戏，以后再也听不到，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文艺节目了。
第二天，批斗会升级，我被开除了团籍，开除了一切。
我在中学里的努力却在这里被开除了。
他们把我像狗一样的牵到牛棚里，我趴在那半年没有洗过的发霉的床铺上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我的政治生命彻底没有了。
我的信仰难道能在这里被他们打破？
我似乎已经解脱，不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书写着那些令我头痛的千篇一律的文字了。
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后四人帮被打倒了，那年我的违心的检讨却歪打正着，因为那样板戏是江青一手炮制的，现今，还在大张旗鼓的日复一日的演唱吗？
当然，抓到了我这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