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本就与其他文体大相迥异。既没有学术论文如斯严谨考究，亦没有抒情散文那般天马行空。加之本篇未拟中心题名，故发挥空间更大而无窠臼之束缚。
按读书的顺序，先从序言说起。当1959年商务印书馆批驳约翰?密尔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时，其中一个论据是“功利主义”，认为密尔把“追求个人利益、满足欲望，奉为人生的最后目的和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阅至作者原文，作者如此言道：“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P12）而序言所引未免有些断章取义了，本书的逻辑起点或密尔所要论证的“自由”本来就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度应该有多大或者说社会的限制应该有多强的问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准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权可以对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P10）而与“公民自由”相生相克的一个命题便是“社会自由”，二者此消彼长，缺一不可。（“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P1）一个人的自由与否只能由个人主观衡量，而作者作为第三方来论证某人或某些人是否自由，只能依靠其永久利益被侵犯的程度作为衡量标准，脱离了“功利”的标尺而空引名人名言和阶级成分为论据论证“阶级社会人民无自由”难免沦为教条主义和诛心论之流。
在引论中，作者论述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的旧时自由时，不可避免的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几种社会形态。“一夫”“贵族统治”“多数人的民主”。
论及君主制的起源，作者有精彩的譬喻：“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去受任去压服它们。”而此时人民又发现“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食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需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人民防御鹰王爪牙——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的过程即是人民追寻自由的过程，而这也无意中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源泉之一。当人类进入了下一个较高级的社会阶段时，上帝似乎对某些国家和人民不太公平，“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击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之外。”（P2）
我非常赞同某位先贤说过的：“民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句话，如果驾驭不当，“多数人的民主”将会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这也是文革留给我们的价值之一，它成功诠释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这种社会的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这是由于他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他奴役到灵魂本身。”所以，当下反思文革，其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当时世所罕见的残害了多少人，经济损失了多少……而在于对国人信仰的颠覆，伦理价值观的倾颓。
然而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这些“多数人”是完全出于内心的本义，还是受了某人或某一小撮人的蛊惑。“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及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P4）相较而言，在这一点上《联邦党人文集》便显得更加一针见血，“危险的野心家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结束。”（P5）
第一章的末尾，密尔列出了人类自由的三个领域，紧接着他秉笔直言：“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完全自由。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去的这种自由的努力。”这一暗合文章主题的论断，经数百年的检验可以称得上使屡试不爽的公理、定理或者规律。那么，请用这面镜子反观我们自己，然后对着镜子说：“我们真的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