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中，我初次接触到王播之名。罗尔纲考证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将王涯误为王播。其实，最早指出此谬误的，应是清朝的何焯（字义门）。以后读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方知王播其人颇有才华。早年坎坷，曾寄食杨州惠昭寺，常遭僧人白眼，司厨僧人有时故意饭后敲钟，使之受骗挨饿。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他便题诗壁上悄然而去。二十年后，他位居高官，锦衣访旧，见以前所题之诗“已皆碧纱幕”，呵护有加，颇多感慨。故而又题了两首绝句，其一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似乎道尽人间冷暖。而“饭后钟”、“碧纱笼”，从此成为古诗中常用的典故。然而苏轼对“饭后钟”的典故，自有独道之见。他在《石塔寺》诗的最后一段写道：“斋厨养若人，无益只贻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佛家信奉“慈悲为怀”，“普渡众生”，那么养了王播，如何是“只贻患”呢？我翻阅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王播传”，方才恍然大悟，惊叹苏轼洞察秋毫的读史才赋。
王播（公元758—830年），字明扬，祖籍太原。曾祖父王琎，嘉州司马；祖父王昇，咸阳令。父亲王恕，任扬州仓曹参军，全家随父迁居扬州。命运不济，王播年幼丧父，从此家道中落，沦落扬州昭惠寺木兰院寄食，故有了“饭后钟”的尴尬境遇。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他与弟弟炎起同时擢进士。王播很有行政才能，“长于吏术，虽案牍鞅掌，剖折如流，黠吏诋欺，无不彰败。”宪宗元和五年（811），王播任京兆尹，当时京畿重地屯有诸多禁军，军人出入属鞬佩剑，耀武扬威。盗贼混杂其中，剽劫作奸盛行，治安状况一片混乱。王播奏请皇上严禁军人携带军械出入，诸王驸马权豪不得在京畿豢养鹰犬以及设置畋猎之具。自始奸盗弭息，深得皇上赏识。可是，如此有才具之人，却专孝一人之天下，不顾百姓于水火。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王播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兼盐铁转运使，为了坐上正式的转运使宝座，猛抓政绩，一下子向皇上贡奉十万贯。当时正值淮南连年天灾，已达到“人相啖食”的地步。据《玉泉子》载，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杨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老等十人，向皇上提出异议，认定王播其人心狠手辣，不能出任盐铁转运使。但最终还是遂了王播心愿，并且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多次出任此职，执掌财赋大权。在任期间，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搜刮来的钱财以赋税盈余之名进贡皇室，美其名曰“羡余”。敬宗宝历元年（825）七月，他仅一次就进奉羡余绫、绢一百万匹，此后又“仍请日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超额完成任务。次年七月，又进奉羡余绢十万匹。文宗大和元年（827），他进奉绫、绢各二十三万匹，大、小银碗三千四百只。即使临死之前，他仍进奉羡余绫、绢二十万匹。真可谓生命不息，搜刮不止；甘担恶名，死而后已。为唐王朝敛聚钱财，竭尽犬马之劳。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正月，王播患喉肿暴卒，时年七十二岁。文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敬”，享尽死哀荣。后晋刘煦等修撰的《旧唐书》，对王播大加褒奖，不仅为他本人列传，甚至其弟、其子，其族子孙均在其中，简直是王氏谱系。若不是苏轼《石塔寺》撩开其已被神化的面纱，我们还真为他饱尝世态炎凉的前半生掬一把同情的清泪。其实，王播是一个得意不报“饭后钟”，掌权敛聚“羡余”钱的冷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