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拥有两种含义，物理的故乡和精神的故乡。当物理的故乡被拆除，怀旧就成为一种永远的伤痛。舒浩伦的《乡愁》向观众展示了一种怀旧式的美丽画卷。石库门、大中里、奶奶，母亲与父亲的记忆，儿时的玩伴，学校的铃声，还有关于阿姐的青春记忆，这些都是曾经真实绽放的美丽心情。在《乡愁》的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里，给观众呈献的是一种都市里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幸运的是，弄堂里曾经的儿童用这些建筑记忆了曾经的成长。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现代的大中媒介消弭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这一严酷事实。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话，怀旧是人类一种无法治愈的残疾。然后这种残疾却是对人类心灵的一种必要的疗救。通过叙事——对往事历史的重新呈现，人们复述自己，确定身份，坚持内在的统一性。
《乡愁》有两个叙事层面，一个是情绪的草根叙事，一个是批判的精英叙事。在情绪叙事的层面，观众的立场是感性的，情绪的和利比多式的。特别是曾经在弄堂里生长过的曾经的少年，今天的青年们，他们的感受更是情绪化的。所以，《乡愁》的观众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弄堂里土生土长，对弄堂文化感同身受的观者。一种是作为“他者”的观者,作为“他者”的观者带着一种民族志调查的视角进入弄堂的历史和今昔，更多地游离在实际情绪和利益的同心圆之外。在弄堂里长大的观者的认知却是体验性的，影片能够引发他们沦肌浃髓的感受。而作为“他者”的观者的阅听是想象性的，想象性造就了多种多样的解读方式和可能。在弄堂里长大的观者不愿意看到这些见证和记录自身成长的景致消逝。这些弄堂景致的作用在于通过回忆复述、肯定和认同他们自己，这是他们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家园。另外一种类型的观者是外来的，对弄堂以及文化历史没有亲身的体认，甚至从来都没有光顾过大大小小的上海的弄堂。在大众媒介的社会教育下，他们认为弄堂和近代建筑是不应该被拆迁的。这种思想的根源是精英式的逻辑，而非来自弄堂底层的声音。
在《乡愁》当中，弄堂和高楼大厦的侧影折射出社会分化所造成的尖锐对立。被高楼大厦包围的弄堂拆迁中的断壁残垣的影像反映了两种力量博弈后的宿命结局。对于长期居住在弄堂里的人们来讲，人的理性和感性混在在一起，看似难以取舍，实际上则早已经有了答案。从感情和记忆出发，弄堂里生活和长大的人们无法接受弄堂区被夷为平地，而后重起陌生而又令人敬畏的高楼大厦这一现实。高度，从来都是一种权力的表征。但是从理性来讲，理解会变得更加多元起来。弄堂里的人除还是一群理性人，如果对弄堂进行改造和搬迁，政府就会为他们建立更为舒适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他们不仅可以在物质上超越原来的物质条件，而且可以在抽象的意义上超越原来的社会处境。高楼在现代社会里永远都是一种具有普遍市场的象征商品，是身份和地位的符号。以致很多楼盘在楼层和高度已经无法改造的条件下，拼命地增加避雷针的高度实现“最高”的目的。这一点，在上海、南京的很多大都市甚至在长三角的农村别墅群里，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乡愁》的更深的层面是批判的层面。《乡愁》作为文本，本身就是一部批判的影像。如果我们把这部影片的去蒙太奇以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进行解读，就会发现所有的语法和画面都是服务于批判目的。“学校搬到了郊外，老式洋房变成了出租的写字楼，教学楼前的操场变成了停车场。资本，在榨取学校拆除前最后的价值”，类似旁白式的批评不时地在文本中闪回。《乡愁》里有一个采访酒店经理的画面，导演借用酒店经理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外国人喜欢在高楼大厦上观看建筑”。这些历经风雨的弄堂建筑和西方的历史具有千丝万缕的勾连关系，就像印度早期的佛经在中国得到保全一样，很多西方的建筑风格在上海得到了保留。西方人没有过多的去追究这些建筑背后的国际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是关注建筑文化本身的传播。换言之，今天的西方人喜欢上海，不是因为东方明珠、军刀楼，而是因为外滩和弄堂。
在大型施工机械的轰鸣声中，往日的弄堂一批批地倒下。那些曾经在弄堂里出生和成长，成年以后离家的人们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永远迷失在这个城市的钢筋森林和资本翻腾当中而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但包括那个物理空间上的弄堂，而且包括心灵上的栖居地。人类，是应该将自己的心灵放置在某个地方周游世界，还是把心灵和行李一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批判造就了一种抗争的力量。舒浩伦拿着摄像机在拍摄，以一个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身份在讲述故事，成为影片的叙事主体。但是在影片的很多片断，我们看到导演舒浩伦以外的另一个故事讲述者。很多时候，舒浩伦本人成为叙事的客体，他的声音、身影以及他的叙事行为都成为另一个叙事者取景框中的客体。在这两个叙事主体中，舒浩伦的叙事是带有乡愁情绪的，而另一个叙事者的心情是精英式的，两个叙事者最大的区别是感情勾连问题。
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是权力，但是未必是强力的政治权力。每一个无权者也有自己的权力。即无权者的权力。无权者的权力有很多。“记录上海”项目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施加，权力的来源是影像的影响力和震撼力。这既是无权者的权力。因此，“记录上海”项目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这种影响力权力的行使。今天的影响力确实成为一种权力。对权力的权威定义是影响力，就影响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影像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借助博客的力量甚至可以影响更大。因为在主流的媒体空间也许没有声音可以发出的余地。在这一点上，“纪录上海”项目的意义更为重要。
城市的功能是商业，而非历史或者文化。弄堂的存废之争不只是精英人物的争论和弄堂里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弄堂背后隐匿的是经济与权力的博弈。解放日报第22届文化论坛时我听到葛兆光先生的一次演讲。他说文明是将不同的东西变得相同，而文化是让不同的东西保持不同。我们不要让文明吞噬文化。谈及城市，他认为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不能叫做城市的。因此，“记录上海”项目成员的前路仍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