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公社放映队在我们村放映了一部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该影片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影片中的小主人公“潘冬子”与我当时的年龄相仿，他爱憎分明、不畏艰险、机智勇敢的优秀品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肩扛红缨枪、身穿灰军装、腰扎宽皮带、头戴八角帽的勃勃英姿，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他帽檐上的那颗闪闪放光的红五星，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有吸引力……总之，潘冬子一“剧”成名，也成为我和同学们学习、模仿的偶像。
看过电影之后，男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置办潘冬子的一些行头：红缨枪、军帽和红五星。
红缨枪可以自己制作，军帽可以用绿色的帽子来代替，红五星可是不好搞的，因为红五星是当年解放军的帽徽，即便是花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家长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同学们帽子上的红五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用红布剪出一个五角星，缝到帽子上；有的是用红线儿绣上一个五角星；还有的是用红笔画上一个……
在当时所有的同学当中，只有我的好朋友——立平子最为特殊，他有一顶真正的军帽和一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据说那是他的大伯父（在北京解放军某部工作）给他的。立平子人长得白净、俊俏，戴上那顶军帽，再配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人就显得更加精神了，当年那可是羡煞了好多人的。
我小时候也曾得到过一颗红五星。那是有一年冬天，部队拉练路过口子村，傍晚时分，许多解放军战士在学校的操场上埋锅造饭，雪白的大米饭、油亮的猪肉炖粉条子，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小朋友们一个个干馋，可就是捞不着吃，只能穿梭于一口口大锅之间，贪婪地呼吸着弥漫在空气中的饭菜香味。
那天，我正在操场上看热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四十岁左右的军官（当时可以通过解放军的上衣来判断他们是军官还是士兵，军官的上衣有四个布兜儿，而战士的上衣只有两个布兜儿）叫住了我，他从裤子布袋里掏出了一顶军帽要送给我，这顶帽子看来他已经戴过好多年了，本来应该是绿色的帽子洗得都泛白了，帽子上的那颗红五角星的中部凸起的部位，磨得也露出了金属的颜色。我本能的推辞着，因为打小母亲就教导我们姐弟几个，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可是，那颗红五星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到头来，我还是收下了那颗红五星。
收下红五星后，我激动地道了声谢，便兴冲冲地向家里跑去……
父亲看到红五星中部有磨损，便找来红色的油漆，将那颗红五星重新涂了一遍，从此以后，我的帽子上也就有了一颗真正的红五星，只不过我这重新涂过漆的红五星，没有立平子的那颗光滑、闪亮。
来年的春天，我的堂姑结婚，要我去开箱（开箱，乳山婚俗，结婚的第三天，女方家里的男性到男方家，把婚前“搬箱”搬来的箱子、盒子打开）。母亲对我说：你的帽子都褪色了，红五星也不太好，戴着这样的帽子出门（走亲戚）怕亲戚笑话，也让你小姑没面子，你赶快到立平子家找他妈妈借帽子。于是，我便抄近路来到立平子家，对他妈妈——于老师说明来意，于老师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和立平子就把帽子换了过来。
第二天上午，我戴着立平子的军帽，坐在堂叔的自行车大梁上，来到二十里外的小姑家。姑父那面的亲戚中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他也戴着一顶军帽，帽子上也有一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在红五星的吸引下，我俩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我们将帽子摘下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看看究竟谁的帽子新、谁的红五星亮。那位小朋友见到我的红五星比他的好，就总是缠着我想跟我交换。我当然不答应了，别说那军帽和红五星不是我的，即便是我的，我也不会拿着一颗毛皮未蹭的红五星去换一颗有划痕的旧五星……
那一天在小姑家吃得很好，玩得也开心。但是在回家以后我却发现坏事了：立平子的红五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那个小朋友给偷着换掉了。这可如何是好？我该怎样向立平子交代呢？我急得哭了起来。母亲说：跟好朋友实话实说吧，实在不行的话，等以后你爹到南京去，跟你大爷（伯父的别称）要一颗红五星，你再赔给立平子就是了。
我和立平子把帽子又换回来了，作为好朋友，尽管立平子也很痛惜自己的那颗五角星，但也没好意思在我面前说什么。
靠近年底的时候，父亲要到南京去看望伯父，我便提醒父亲别忘了代我要一顶军帽和两颗红五星（给立平子一颗，自己留一颗）。伯父1937年15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一直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堂哥、堂姐兄妹五人也都是军人，对于一个军人家庭，我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应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最终的结果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父亲并未捎回军帽和红五星。
对此，我曾怨恨伯父很长时间。现在想来，伯父不给我军帽和红五星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成分：我们家本来是一个革命的家庭，祖父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三十年代初就参入中共的地下活动，194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土改时，却因家中有两名雇工，被错误地划为地主成分（1985年乳山县政府第51号文件给改为中农），从此以后厄运不断地降临到祖父的头上，在建国前后，祖父先后被停止了公职和党籍，成为阶级异己分子，接受一系列的审查和批斗。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本身就是搞政治工作的伯父是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为他人留下把柄的。
到了1979年，我在初中二年级读书的时候，伯父终于给我捎来了一颗闪闪放光的红五星和一大一小两付红领章。但这个时候的中学生已经不时兴戴红五星了，我将这颗红五星和领章找纸包了起来，放到了大柜的抽屉里，作为一个纪念品永远的保存起来了——这是我的伯父一生当中送给我的唯一的军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