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兹录郭沫若的几首诗，共欣赏：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曾以《泌园春·雪》轰动山城。徐迟写了《毛泽东颂》，郭沫若一看大声叫好，诗人激情也迸发出来，以敬仰羡慕之情在毛主席题词后面题上了他自己应和毛主席《沁园春·雪》的一首新词：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泛敏，无器民滔。岂等伟风，还殊易水，气势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软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饿贼群骚，叹尔能言不能飞。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天大雾，无损晴朝。
《沁园春》再用润之原韵，录奉。迟兄大雅指正。

《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57年反右刚开始，郭沫若对社会上出现的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的气愤，也是卢沟桥事变20周年之际，他在7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首诗，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写的：
右派分子猖狂蠢动时，
温情主义那许一丝！
已将率土成公物，
竟有幺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
争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
起舞中宵共振衣。
这时他把右派分子等同于20年前入侵中国的日本侵略者。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贩鬯樗娜税铩?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二）
在十年动乱中，郭沫若其实也饱受惊恐煎熬和忧愤折磨。“亲爱的江青同志”并不领情曾不屑地对别人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据说她的丈夫这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还讨厌：虱子不吵。”所以他除了写赞美诗外，就三缄其口。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1960年11月18日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然而他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还是失去了两个儿子。
郭沫若的夫人一再要她男人到周恩来处求情，可是他一言不发，一步不迈。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他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笔者看到过曾经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
这是怎样的哀伤与绝望，是怎样的坚韧与沉默！
摘录郭世英日记两则如下：
1964年5月11日：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
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三）
陈明远是郭沫若沫若的两个儿子即郭世英、郭民英的朋友，比郭沫若小近半个世纪，然而他们两却成了忘年交。通过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另一面。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郭沫若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