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吃过的美味无数，但印象最深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在当知青的时候。记得那个冬天非常寒冷，某天的下午，七队和八队的几个男知青竟然一个都没有上工地来，剩下我们几个女知青懒懒散散的干着挑河泥的活。民兵营长急急忙忙跑过来，着急的说：“怎么回事，那几个混小子呢？”我们面面相觑，不作声。
“还不快去找！”民兵营长跺着脚大声喊。
我们谁都没动。找？到哪找？全公社这么大，他们神游鬼荡的，谁知道他们现在哪里。再说，我们中午只吃了一碗稀饭，北风萧瑟中，早就饿得头昏眼花，谁都没力气动窝。
日薄西山的时候，远远看见几个戴着“雷锋”帽的人在向我们挥手。他们用手圈在嘴边，大声喊，“晚上到七队来！”说完就一蹦一跳地跑了。
好不容易熬到收工，已是月黑风高，天空又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路极滑。我们跌跌撞撞地往七队走。刚走到七队知青门口，一股浓烈的肉香扑鼻而来。进得门去，灶堂里火焰红红，大铁锅里正“咕嘟咕嘟”地炖着什么。掀开锅盖，哇，油汪汪的一锅狗肉，飘着嫣红的辣椒，香气四溢。饭桌上放着一个硕大的脸盆，一大盆狗肉正冒着热气。几个男知青们已经喝得满脸通红，醉意阑珊了：“到现在才来，再不来我们就吃光了。自己找碗，锅里是给你们留的。”面对突如其来、香腴无比的诱惑，我们再也顾不上平时的矜持，“噢！噢！”地嚎叫着，以近乎是抢的姿态，每人盛了满满一大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肉炖得酥烂，入口即化，齿颊留香。难怪民间有俗谚：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处与饥饿状态下的人来说，这顿狗肉吃得我们油了嘴暖了胃，一个个大呼过隐。不过至于狗的来历，至今还是个迷。
还有一次，是三十年以后，我有机会到美国参观考察，受到了美国同行的热情接待。我参观了很多地方，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领略了特色鲜明的异国风情，可谓不枉此行。但让我唯一不习惯的是吃不上一顿可口的饭菜。顿顿西餐吃得我吃得我从最初的享受变成了活受。偶尔遇见个中餐馆，里面的饭菜已经西化，味道绝对不纯正。看见那些鸡肉、牛肉、猪肉、鱼肉用油炸过再交上甜甜的汁，我就有种暴殄天物的痛惜和愤慨。心里暗自叨念，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我偶然认识了Z教授，他80年代中期来美国，现在我驻地附近一所大学当教授。我们相聊甚欢，他热情地执意邀请我到他家做客。
他家在一个安逸的别墅区，前后有很大的花园，绿草茵茵的。快到做午饭的时候，他问我，你喜欢吃什么。说他们家冰箱里什么都有。是的，我看见了，他家的大冰箱，像个大衣柜，能塞一汽车的东西。我还是客气地说“随便吧，不要太麻烦了。”“我们鸡鸭鱼肉都有，就是没有随便，你不用客气哦。”教授夫人笑吟吟地说。看见她和蔼可亲的笑容，我突然有一种看见了亲人的感觉，多日来的忍耐和迁就被这笑容融化。我终于可怜兮兮地说，“我想吃——青菜煮挂面。”教授夫妇先惊愕的瞪大双眼，马上就会心一笑，说，没问题，就吃青菜煮挂面。
不一会儿，一大锅青菜煮挂面就做好了。嗬，不仅是面条，里面有黑褐色的香菇丝，金色的海米，淡黄色的鸡蛋，最诱人的是漂浮在上面的碧绿的小青菜，面柔而汤清，我几乎沉睡了的食欲立即被唤醒。教授夫妇满满地为我装上了一大碗，又拿来酱油、香油、辣酱、胡椒粉、食醋、鸡精等佐料，热情地说，吃，吃，别客气。
我真得也顾不上客气，痛快淋漓地吃起来，一个劲地说，好吃，好吃。教授夫人在一旁慢声细语地传授着经验，煮挂面时在锅中加一勺食盐，面条下锅以后，再在水中加一汤匙菜油，面条不会黏连，青菜也会显的碧绿……。三大碗吃下去以后，我神清气爽，遍体通透，那种感觉，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舒坦。
这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两次美餐。它们之所以令我难忘，并不是我真的喜欢吃狗肉或青菜挂面。狗肉，我嫌它的腥臊味，上不了席面，现在基本不吃；青菜下挂面，经常做，稀松平常。我之所以称它们为美餐，是因为它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不期而至，大驾光临到了我的身边，它们承载着我对特定时期历史和经历的一种深深的怀念。谈到吃狗肉，我就会想起那个漫天大雪的夜晚，我们七、八个饥肠辘辘的知青围坐在灶火通明的小屋，用相互间的关爱和体贴来亲近寒冷的冬夜；谈到吃挂面，我就会想起飘零在大洋彼岸那对中国教授夫妇，他们对大陆同胞的亲切笑容和依恋的眼神诠释着“血浓于水”的人性之恋。在强烈的口腹之需获得满足之后而产生的追思和怀想，最动人心弦。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饮食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长。中国人吃的内容和方式已经无所不包。听说广州还有一个“吃友会”，一人发贴，群起而吃，吃遍了市井乡村，大街小巷。这种口腹之欲，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不过，如果人们在大快朵颐之时，关注或者体味其中蕴藏的文化意味和感怀情愫，发现饮食之外的人文内涵，将会更加精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