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米——花哟!”
我三岁那年,父亲病故。当时好心人看到我们孤儿寡母生活没有着落(母亲是右派反革命,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非常同情,于是张罗着给母亲找了一个扫大街的环卫工人,那工人看到徐娘半老的母亲很是中意,可当得知母亲的
我三岁那年,父亲病故。当时好心人看到我们孤儿寡母生活没有着落(母亲是右派反革命,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非常同情,于是张罗着给母亲找了一个扫大街的环卫工人,那工人看到徐娘半老的母亲很是中意,可当得知母亲的政治身份便立即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他轻蔑且铿锵地说:“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要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
不久,又有人牵线,母亲与一个几年前从内蒙劳改释放的人(原某小学校长,因学生安全事故被劳改)见了面,这下可是“门当户对”了,紧接着双方便谈婚论嫁。在我懵懂无知的年龄,这个被人们称为“老何”的以炒米花为生的男人便冷冷地走进了我童年的世界,成了我的继父。
1968年腊月,城里的“牛鬼蛇神”都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在劫难逃的母亲要求下放到继父的村庄。很快,农村来了五、六个推着独轮土车的农民,我们跟着一车车家具走出了大南门,踏上了通往广阔天地的信江浮桥。
可载着家具的土车队却在通往继父村庄的岔路上掉头向南走去。惊慌失措的母亲拉也拉不住一辆辆土车,问也问不出个究竟。最后在领队人“老实点”的呵斥声中只有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后来才得知因继父村庄在铁路大桥附近,要警惕阶级敌人搞破坏炸铁路大桥。
我们孤儿寡母在农村好几个月,继父一直没有来。原来继父与母亲的结合遭到了亲人和村干部的极力反对,并遭批斗,他们要拆散这对同病相怜或曰“同流合污”的半路夫妻。继父奋笔疾书,直接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知信是被那些人截住了还是上面有什么批示,他们最终让步了。
许是为了入乡随俗,母亲没有教我喊继父“爸爸”,而是叫“爷爷”(音“牙牙”,贵溪方言,即父亲),却又没有给我改姓,致使后来村里人都知道我们是养父子关系。
继父生长在农村,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却满身的农民习气。他平时少言寡语,脾气非常暴躁,与母亲一言不合常常破口大骂:“阿肏你个万代个娘!”可能是因身体瘦弱,倒是从未动手打过母亲。由此可想而知,他对我的管教有多严厉了,吹胡子,瞪眼睛,甩巴掌那是常有的事。
对继父的野蛮和粗暴,备受委屈的我只有内心痛苦,默默忍受。母亲对此很生气,常常与他讲道理甚至争吵,但每次争吵以后,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体贴他,左邻右舍都说母亲“德行好”。继父每次生病,母亲都会弄些好吃的给他吃,并且问寒问暖,悉心照料。童年的我很是羡慕继父生病,并曾对母亲说:“还是生病好嬉”,弄得母亲一脸茫然。
继父长着一对金鱼眼,生气时一双红红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往外凸,怪吓人的,我很是怕他。也许是他坎坷的经历而造成他长年阴沉着脸和暴躁的性情,他对我永远是一副冷面孔,在他眼里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当我做错事或是他不顺心时,死一般沉寂的家里才会爆发出厉声喝骂并夹杂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痛打,然后传出嘤嘤的哭泣。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从小就得到父爱,尽享天伦之乐的人,每当邻居兄弟姐妹笑声朗朗时,我只有“在廉儿底下,听人笑语”。
记得七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在县城学习班接受思想改造,家里就我和继父俩。一天午饭后,我趁继父去河边拎水的空当,偷偷地拉开抽屉(作菜橱用)拈了一块肉皮含在嘴里,准备上学路上好好品尝几个月难得开一次荤的滋味(每次吃饭时,面对继父的虎视耽耽,我从来不敢下筷好菜)。谁知冤家路窄,我刚要出门,继父一步跨进门槛,迎面见我嘴里鼓鼓囊囊的,突然厉声问我:“你嘴里是什么东西?”我惊慌不已,含糊不清地回答着:“肉”。一个响亮的耳光应声打来,我猝不及防栽倒在门槛外。随即我一骨碌爬起来,匆匆上路。我内心痛苦极了,但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当然脸上也不敢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虽然嘴里的肉皮对嘴馋的我仍然极具诱惑,但我还是坚决地把肉皮吐在了上学地上。
母亲很少在家呆着,她要么参加牛鬼蛇神学习班,要么做义务工——劳动改造,要么在外做油漆活。十多年来,只要继父在家里,我就不愿呆在家里数算那难熬的分分秒秒,总想躲避与继父近距离的相处。与他外出走在路上前后也常常拉开丈许的距离。因此,我只要瞅到空挡就溜出家门,午饭也不想回家吃,饿着肚子在外东游西荡。可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天黑了总得回家住呀!然而家里等待我的不是打骂,罚跪,就是饿饭。
那时我曾暗下决心,等继父死后,我定要将他竖起棺材埋,让他死后不得安息。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
继父受的正规教育不多,简师毕业,但他却写得一手的好字,应用文也写得不错,且对历史很感兴趣,解放初期曾担任过首任中共贵溪县委书记夏润珍的秘书。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大学生,什么写报告,写信,写检查之类的事都会求上门来,而我家的一些重活如劈柴蔸,体弱多病的继父便会提出与他们换工。后来少年的我竟不知不觉地也能拿起笔帮人写信,写报告。
下放五、六年间,也就是继父五十岁左右时,他身体虽然很瘦弱,但还能参加农田耕作,只是工分打得很低,是普通农民的一半——五分,丰年的时候一分能值一角钱。那时,除农忙外,继父常常挑着炒米花的机子走村串户吆喝着:“炒——米——花哟!”
当年的农家有土法炒米花,就是把糯米蒸熟成酿饭,慢慢晒干,然后再将酿饭团掰或敲打成一粒粒的,这种晒干的酿饭叫“米花粕仂”,可以存放很久,甚至隔年存放,需要炒的时候就放进炒锅与滚烫的细沙和(hu颍┰谝黄鸩煌5胤矗词旌笤儆锰干溉ハ干潮愠闪恕U庵置谆ê苁祷荩艹浼ⅲ皇裁炊淹罚ㄌ寤谥乒滔嗟甭榉常页缘氖焙蚩诟胁皇呛芎谩?
因此,孩子们都喜欢吃又香又甜的机子炒米花。一斤米一锅,不论什么米都行,一锅仅收一角钱,没有现钱的就给一个鸡蛋。一副担子露天一放,左边是横着悬空在灶上圆筒式的可以密封的高压米花锅,右边是风箱。炒的时候,灶里要不停地添木柴或木炭,右手推拉风箱,左手握着米花锅底端的把手不停地滚动米花锅,这时周围站满了“饿狗守碓”(形容饥肠辘辘的人守在那等吃时的形相)的小孩,大概十五分钟的样子,米花便熟了。最刺激的就是放炮(开锅)的时刻,胆小的孩子都跑得远远的,双手捂住耳朵,这时,继父将锅转离灶口,用特制的麻袋口裹紧锅头,然后抬脚踩实,手拿一根一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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