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文化大师。这一点似乎全中国都承认，我也不例外。
据说巴金大师故去后，文化界的第一把伟人交椅已经空缺已久，很多文化名家人都觊觎这个宝座。
什么叫文化大师？在许多交际场合，文化大师被冠以无比的光环出现在众多的媒体上。
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化大师就是贯通古今，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人且可代表一个时代文化人领航者可称为文化大师。但是，从今天流水线生产文化的年代，这与昨天的“国学大师”产生的文化教育背景已经大为不同。成为大师需要耐得住寂寞的长年积淀。因此，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文化产品象快餐一般，大师的作品就如买当劳、肯德基一般，有几个所谓大师的作品可以传世？
正如文化界经常说某某某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大师一样，被说的人很少有谦逊辞让的。从钱钟书到季羡林，再从季羡林到张中行，几位老先生似乎都慨然笑纳了这个伟大的称呼，甚至连半推半就的客套也没有，足见大家们的自信。不是还有刘心武、王蒙等也在不停的创造某学某派，正往大师奔吗？到头来到底谁真伟大，反倒迷惑了。实际上，好像是并没有真正的伟大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余秋雨也是这样，天天像个又老又丑的交际花一样，在那里无病呻吟的为几千年的文化叫苦。似乎没有他，中华文明就要象宦官退休了却弄丢了命根子一般的如丧考妣。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华文明操心的人，一个执意奔伟大的人，说错了话，读错了字，却又偏偏的不肯承认，还诞着老脸狡辩。而且动辄就率领余兵们给人大棍子，真实厚黑到家了。完全不像一个正在奔伟大的准伟大的样子，这种人格的悖论，让你大开眼界之余，只得感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最初读余秋雨的文章是他的《道士塔》，为了感受大师的心得，我专门去了一趟敦惶。最初我的感觉与大师相同，对这位文化的罪人抱有极大的愤慨。
关于王道士，文化大师余秋雨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是历史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大师在他的《文化苦旅》中这样讲到，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惶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说到莫高窟我想起了一个大师张大千。这位活的时候就声名显赫的国画大师，在这里寂寞的面壁两年。在此期间，他用手中的画笔与古人交流、对话，在临摹的过程中他为古人所折服，后来他曾多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莫高窟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张大千说的这段话是单指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专家告诉我们，这里的只字片纸，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哪怕就是一页白纸，起码也是一张宋纸，堪称文物，更无论文书中包含着大量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信息。
就是这样的文物，在王道士将文物卖给外国人之前，他曾多次呼吁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大量经卷的散失，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但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有谁敢保证那些流失的文物放在国内，放在藏经洞中就万无一失。
在我看来，不论是谁发现了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对敦惶有如此的认识，敦惶也没有今天的地位，自然名震世界的敦惶学也不会成立。
余秋雨大师是高人，作为一个文化大师，他对文化的境界凡夫俗子自然无法理解。可是把一个文化遗产的流失完全归罪在一个衰弱国家的平民身上，岂是一个平民可以承受的。
认识王道士，首先要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据说，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
藏经洞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