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湖面机动船的马达声扑扑响起，船舱中我年轻健壮的母亲挤在一群担着箩背着娃的山民中间争抢位置，一屁股坐在行李袋上回头喊我时，我忽然意识到我当舞蹈家或作家的梦如同行李袋中松松软软的棉絮一样，在一点一点地被挤踩，压扁。我被分配到一个大水库偏远山区的一所小学任教。
母亲离开的时候，看着哭哭啼啼的女儿，甩下一句话，赶明儿给你找个乡干部嫁了去，就调到山外了！
我不知道赶明儿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哪个乡干部有耐心等一个16岁的女孩做新娘？这个叫栗树沟的小村子座落在大水库西北面一条支流中上游的一个小山谷中，处于江浙交界之处。小学校就在溪边的一块开阔地上，操场很大，也是村里的公用场子，没有篮球架，却摆放着好几架穿满棕绳的奇怪的机子，棕绳从这部机子长长地拉到对面另一部机子上。有老人妇女儿童在这些棕绳之间来去穿梭，一边说笑，他们行走的速度很快，看上去像是拉着绳子在玩一种追逐游戏。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叫栗树沟的村子原先漫山遍野都是栗树，但栗子卖不了几个钱。因为临近一个叫球峰的浙江小镇要大量收购棕绳织棕绑床垫，村民们就砍掉山上一部分栗树，植上棕树，割棕皮也到山外收购棕皮织起棕绳来，每隔一两个月球峰镇那边就会有老板来收购。操场上那栋屋顶插着五星红旗的四间木板房应该就是我的小学校了。三个大间是教室，一小间是我的宿舍，紧邻着是厨房和一个奇怪的茅厕——茅草板条搭建的，掀开一块半遮着的脏兮兮的塑料皮，就看见一个像大澡盆一样高高的椭圆形便桶，中间横了两块木板。烧饭的韩阿婆曾向我示范了许多遍，她弓着身子熟练地走在木板上面，然后下蹲，起身，一跨步就跳出来，像表演杂耍一样滑稽有趣。有次，一个背猎枪的大男孩竟当着我面滴答答撒了泡尿，一转身看见我，他呀了一声脸红红的就走了。没多久，茅厕就钉了一块简易木板门，那天韩阿婆的灶头上还有一块来历不明的野猪肉。阿婆说准是哪个学生家长悄悄送来的。
我的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沿着湖边散落的小村子：毛家坞、大茅坞、茗坞、双溪口。每个早晨，女人们就要早起为上学的孩子煮粥，还得准备一份中饭用竹筒装好，她们没忘记让孩子带上两根煮熟的香喷喷的玉米棒子或是一把炒栗子给老师吃。上学的孩子就背着书包，拎着竹筒，沿着绿荫掩映的崎岖小路翻山越岭而来，他们说笑着，唱着歌儿，把歌声撒落在枝枝叶叶中间。
山里的日头总是来得晚，去得快。当太阳从高耸连绵的山峰中露脸的时候，大概已经九点来钟，各个山谷的学生也到齐。这时候我开始吃早餐，学生送来的炒栗子或玉米棒——金灿灿的，从水缸里舀一碗清水，就着金黄的阳光我香香甜甜吃完，感觉像是连同早晨的阳光一起咽下去了，心里就有了温暖，热气。我们起立，上课。
在许多个等待太阳等待学生的早晨，我会从学校出来沿着溪流走走，穿过一片一片的林子，一片一片的绿色。我经常看见在一些栗树上顶着一个个蓬球状的果实，还有路边沾着露珠闪着亮光的金黄黄的野菊花，在风中摇头摆尾的狗尾草；早起的山民向我招呼一声老师好，又一声不吭地蹲在土地上，看他的菜苗；还有一株过了季节的老玉米，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拔掉，它枯黄的叶子，耷拉着沉沉的脑袋，躬身默默站着；三岔口一个破庙，一个矮小的泥塑土地公，面前一个缺口的搪瓷碗，参差不齐地插了几根焚尽的香梗……那样的早晨，大山既安静，又忧伤。我们都在等太阳。
偶尔我也会爬到学校后面的一个小崖头去等太阳。发呆，无聊了也吹笛。空空洞洞没着没落的笛声，让我有了一种与我年龄不相符的无语的痛苦，一种被抛弃被遗忘的孤独感。我的希冀不大，无非就想听到一个回声。很可惜也很残酷，大山默默。
每天傍晚，孩子们蜂涌而出，他们的嬉闹声在村庄空中盘旋，渐渐消失。操场上的棕绳机子也在那时陆续撤走。空荡荡的小学校，污黑的墙壁上映射着淡黄色的夕阳余晖，我就那么站着，站着。有时我能清清楚楚听到一双年轻有力的大脚踩踏泥巴路面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然后停住，紧接着，一个扛着猎枪的身影在墙角一闪而过，迅即消失，犹如根本没有出现过一般。我移步向前，那个身影又低着头在我的面前急急走过。可是，他走错了路，朝村庄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认出了那个身影，并且忍不住笑起来。
他越发快速跑起来，走出了村庄，消失在树林那边。
韩阿婆的声音这时就从厨房响起：“芳芳——盐袋放哪儿去了，我到底有没有没有放盐啊？”
小学校炊烟袅袅，我们吃土豆片，我和阿婆一直在笑。韩阿婆放了两遍盐。
小学校三个班都是复式班。代课的杨老师教一、二年级，杜校长教三、四年级。杜校长三十五六岁左右，体型微胖、皮肤黝黑、头发紧紧挽成髻，额际没有一丝散发，显得很精神。她是从浙江一个小镇嫁过来的，说话有浓重的外地口音，这是一位大山里劳苦功高的民办教师。杜校长坚持要我带五、六年级的复式班，她认为我是正规学校毕业的师范生，有水平，“高年级的学生要考到山外去读中学，可不能误了学生——这里确是孤单了一点，小芳老师还年轻，偶尔闹着玩玩就可以了。”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杜校长胖胖而黑的脸隐含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严。
后来，杜校长带我去了小崖头下面的一块山坡，指着一大片玉米地，告诉我这是在我之前一位男师范生种的地，他在山里呆了四个年头，玉米种得金灿灿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一块地拨给你种，这是块好地，玉米、豆子、萝卜、红薯都好长。学生可以帮你种，你自己也要劳动，养几只小鸡小鸭也可以。记住，言传还要身教啊。”
我虽然不明白，做老师跟种玉米地和养几只鸡鸭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过那么好的一块地，我还是很高兴。我要每天先看上五分钟的菜地，然后挥锄，然后教书，然后填平一天所有的寂寞和忧伤，数着菜苗看着星星睡觉。
我确实不记得那段山中岁月我给学生上了些什么课，回忆起来就像梦游一般混混沌沌地教了一年书。有印象的倒是有个学生带来一个四岁的小弟，小弟是个智障儿童，他躲在讲台下玩，可能听到上课铃声，老师进来，他害怕不敢出来，就一直躲在讲台下，后来睡着了，从桌底滚出来，我惊讶不已！后来我搬了条小凳子，嘱小弟坐在他哥哥边上，但不许吵闹。音乐课、美术课和劳动课的时候，小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