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似乎比现代人更珍惜名誉，更看重气节。翻开古书旧志，总会有许多名人志士以鲜明的性格特点进入我们的视线。历史长河中仁人志士不断涌现，层出不穷，而记述者或许是敬仰他们的为人，或许是彰显他们的功德，所记史实字里行间饱含激情，而评说亦多用褒奖之词。所以就有不屑嗟来之食的硬汉，就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豪言，更有舍生取义、慷慨赴难的悲壮之举。
疆域不分大小，年代不论远近，大凡人类生存栖息过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值得称道的人物，只是在记载上有详略之别，在笔墨上有轻重之分。至于史料当中无名无姓者，或许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其人其事当时只是民众口头上传播，而缺少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历史慢慢地淡忘了。但他们的言行，不见得比入史入志者逊色多少。我们在敬佩那些名字和事迹一样闪光的历史人物时，同样敬重那些默默无闻但其精神和天地一样永存的无名氏。
有必要说说崇信历史上的几位名士。
有一个生卒年月不详的崇信人，名叫樊处约，他在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中了辛巳科进士。崇信旧时地僻境狭，不通周道，出一位进士自然十分了得。樊处约算是崇信人的骄傲，而他也确有真才实学，文章气谊为当时第一流。按理说，处约开端良好，才气过人，仕途自当一帆风顺。但宋徽宗赵佶大兴土木，修建了延福宫、万岁山，耗尽人力财力，以致国库空虚。而崇信当时信奉道教，遍修宫观，搜刮民间珍奇玩好和奇花异石，加重人民负担，激起农民起义。樊处约身为宋臣，上无力劝谏皇帝，整饬朝纲，下无权约束官绅，减轻家乡百姓之苦，于是，愤而隐居崆峒山，以此明志。后来金人占领本地，聘他做官，樊处约誓不顺从，说：“我生为宋人，死为宋鬼，忠臣岂事二主哉？”竟而绝食以死。旧志对此记载文字简约，但处约铮铮铁骨，义正辞严，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梁大德，号仰峰，生卒年月同样不详。家住郭下里西城街内，为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拔贡，曾任河南陕州同知，授儒林郎。梁大德不但对已约束严格，以古代清廉之士为范，而且关爱百姓，体恤下情，因而赞誉之声四起。孟津出缺一名官员，上方意欲调大德前往。陕州百姓拥戴大德，大德亦舍不得离开此地，以致引发孟津民众噪动，强行将大德拥至辖地的奇事。梁大德到职后倾其心智，悉心治理，饬廉隅，息争讼，造福于一隅，建功于一方。后因老母年迈，梁大德辞官归乡，孝养高堂，教诲子侄，扶弱济困，声名远播。在家乡期间，梁大德重修了龙泉寺圣母宫，凿洞修祠，命名“永思祠”。现今龙泉寺大佛殿后建有梁家祠堂，所供塑像即为梁大德。一个地方的风景名胜点，居然有私家祠堂，似难理解。其实，品行高尚、功德显著者，不仅族人跪拜，也理应受到大家的敬奉。
还有一个人叫朱宏道，世居崇信，明万历年间贡生，曾任山西霍州判官。崇祯初年，朱宏道辞官归里。其时正值混乱，朱宏道一身正气，协助崇信知县庞瑜，召集士民，修筑城墙，以防贼寇。家人以为朱宏道无守土之责，纷纷规劝其躲避，但朱宏道不为家人之言所动，说：既为邑人，守土有责，临难之时逃脱，岂是大丈夫所为。坚守数日，因天降大雨，城墙坍塌，乱民纷至，朱宏道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遇难。省抚将朱宏道死难之事上报朝廷，朝廷追赠其为陕西都司经历。
和朱宏道一同殉城的，还有一位外籍人庞瑜，不能不提。庞瑜，字坚白，湖广公安人，就任崇信知县一年后即被乱民所杀。守城时，得朱宏道鼎力辅佐，两人肝胆相照，誓死坚守。城陷之后，抗义不屈。乱民深感庞公大义，最终离去。人们劝他说，空城不可再守，还是暂且躲避为宜。庞瑜拒不听从劝告，后来，乱民又至，耳闻目睹庞瑜节义之事，许以鞍马金帛让其回家，但庞瑜不为所动，抗节益历，骂声愈烈，遂被乱民杀害。乡民邑人莫不悲哭号啕，殓尸葬于城内康王庙前。朝廷闻知悼惜，赠固原知州，并立古碑二座，一镌庞公赴难纪实，曰“清贫固守，效死勿去”，一镌“丹心碧血”。
以上几人所言所行，正气凛然，听来令人感叹不已。几个人死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人生价值，足以激荡起每个人的浩然正气。这些名士们用生命树起的丰碑，确需我们抬头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