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所谓“历史祛魅”和审美民主化的时代，任何人似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踅进文学的殿堂，任何人似乎又都可以随意摆弄文学、调侃文学。在一个很少有人真诚地阅读文学的时代，却又不断涌现出文学批量生产居高不下的奇观，诗人作家满天飞绝非虚言！文学的这种虚假繁荣让我们真切地感到了文学的危机，也浇灭了我们昔日曾有的对文学如火焰般升腾的热情。然而，钱国丹近四万言的中篇小说《河边的呼唤》，却让我透过假货充斥的遮蔽，看到了作家虔敬的文学信仰和真诚的生命创造，一种真正具有深度的人生命运体察和人性审视乃至真正具有人类大爱的文学精神，仍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执著地导引着人类的精神长途。
我十分认同南志刚先生在对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马原作个案研究时的基本理念：文学首先是人的生命与心灵的美学，然后才是技术的美学（参见南志刚《叙述的狂欢和审美的变异》，华夏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作为文学创作，钱国丹的《河边的呼唤》自然要注入自己的艺术心机和技术营构，但我认为，小说叙述的精彩首先来自生命景观及其生命关系的精彩，作家的心灵首先因丰富鲜活的人生世界而颤动，然后才能由生命的美学嬗变升华为心灵的美学。只有当生命的美学与心灵的美学联袂呼唤技术的创造性整合时，技术才能够荣膺美学的桂冠。《河边的呼唤》在叙事艺术上固然有它的高明之处，但它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最富有人学内涵的人性审视和命运体察。尽管小说在现象层面将人生命运的嬗变沉浮直接指向了现实名利场的刀光剑影，但它绝非仅仅是一部新世纪的“官场现形记”，更有别于一般呼应现实政治主旋律的反腐小说。作家把人物的命运沉浮置于历史文化宿命与现实游戏规则的切割处，主人公郑鹂歌的人性嬗变既不是出自生命的原发性因素，也不是单向性的现实生成，她一出生就背负着男权的重压，其命运走向也就被铸定在历史文化宿命的浓重阴影之中。出于对既定命运的抗争，尚未进入成人经验世界的郑鹂歌就早已进入了现实名利场的预热期，当父亲的男权暴力将其逼向男权主宰的婚姻格局，即使已占尽了名利场风光的她也摆脱不了沉重的男权使命，致使她掉进了名利场的诱惑争斗和男权使命压迫煎熬的陷阱难以自拔。郑青禾似乎既可以幸运地摆脱男权的纠缠，又不应该承受名利场的风光和风险，但历史文化的光芒与阴影和现实人生的游戏规则对于不同人生志趣的人都是具有普适性的，人是被文化塑造的人，人也是活在现实关系中的人，当郑青禾与郑鹂歌的关系难以剥离时，她们都难逃历史宿命的压迫，也难逃现实游戏规则的制约。可见，钱国丹之所以能够超越简单的人性审视和官场揭露，就在于她既能窥探到历史文化的纵深穿透，又能洞悉到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因此，她在创作中的人生关怀是契合人的命运本质而富有成效的人生关怀。
作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河边的呼唤》也凸显了作家着意于小说艺术营构的兴趣和才华。钱国丹不仅把两个女人的故事写得波澜横生、跌宕起伏，还以此呈现出一个完整生动、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出生于同一家族、同一个四合院，又一同上学、后来又一同当民办老师的郑青禾与郑鹂歌，只因为不同的家庭际遇而铸就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信仰。郑青禾在人生的道路上顺应自然、乐天安命，既能恪尽职守，又绝不奢望强求，她热爱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远远甚于名和利。郑鹂歌则“从小要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当着班里的“主要领导”，即使后来被迫当了民办教师，也很快转了正，接着当校长，当镇教办主任，当副镇长直到镇长。按理讲，这两种人生追求体现了人在可能的社会生存条件下的不同活法，其实都是无可厚非的。尽管两人是堂姐妹，倘若没有偶然性的奇遇，她们应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其命运轨迹一般是不会交织在一起的。但钱国丹的独具匠心在于，她把一个简单而又令人敏感的“亲子鉴定”事件演绎成为阴差阳错的人生纠缠，从而将两个命运本不相干的女人锁定在同一命运关系之中，不论你的人性建构是单纯还是复杂，也不论你的人生追求是进攻还是退守，都难逃历史铸就的文化宿命和社会成员共构并达成默契的现实游戏规则。作家在这个潮涌浪跌、扣人心弦的“亲子鉴定”事件的曲折进程中求证着自己对小说情节的苦心经营及其驾驭小说复杂进程的出色本领，也让读者一次次歆享到猝不及防的阅读快感。不仅如此，小说以“河边的呼唤”为题，其命意也不仅仅指涉故事发生的主要现场，而更在于为小说注入具有能指意义、更富审美弹性的隐喻内涵：奠耳河既是自然之河，更是历史与现实交织而成的命运之河，它见证着两个女人的成长历程，也映照着两个女人的命运走向。郑青禾第一次下河就领略了河水的无情，也自觉到面对河水的无能，从此对这条河敬而远之；郑鹂歌从小就亲尝到河水的温柔，也升起了搏击河水的自信，在这条河中历练成为游泳冠军。然而，不涉河水的郑青禾却因为郑鹂歌引发的“亲子鉴定”事件而被迫下河，再一次以生命的代价看见“明晃晃的河底”，甚至看到“夕阳照射的河底闪着黄金般的光芒”，而游泳能手郑鹂歌却永远也看不到郑青禾所看到的河底的澄明。可见，人在面对命运之河时的不同人生旨趣也会导致其命运体认大异其趣。我认为，重视作家这些凸现小说本体特质的努力不是没有意义的。曾几何时，当体现西方小说叙述技术的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它在积极冲击深受写实主义统治的中国文坛的同时，也使得实验西方小说叙述技术的先锋作家们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审美体验的误区。他们更多注重西方现代“超验”，而忽视民族生活体验和叙事传统，注重小说的技术美学，而忽视小说的生命价值。但当先锋小说的实验努力退潮后，大众文化的冲击又把当今过于泛化的小说创作引向了放逐技术的歧途。如果说有的先锋作家曾让读者感到小说的神秘莫测，而当今的有些作家则让读者难以感到什么是小说。我不知道钱国丹是否在有意超越什么和反拨什么，只从她的小说中感到她既不满足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和顺时叙述，又始终葆有民族审美经验，她的努力既不在于为古人的经验提供现代翻版，也不在于为洋人的理论提供中国标本，而在于写出让现代中国读者既感到好读好看又不至于一览无余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作为女性作家，也许钱国丹在小说中注入了过于深切的性别体验。我隐隐感到，作家无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