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从来没有瞧见过那么多的书，堆放在一起，象座小山。
我望着她的脸，看出书堆在眼睛里忧郁地燃烧起来。是的，一把火真地点着了它们，母亲回忆说，她当时就在跑道边，凝视着中专校足球场里燃起的大片火焰，巴地草烧得噼啪直响，天空飞扬着灰烬和带火的纸页，高温热浪把对面的真实都扭曲了；浓烟象被子一样铺开，盖在所有人的头顶。
为什么烧？我问。可又觉得特别好玩，操场草地里一定有烧熟的蚱蜢，可以制作染料的草灰。运气好的话，还能刨出一些没烧坏的小人书呢。
母亲叹口气，不再回答我，因为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做运动。她曾经主动上缴了不少的线装书，都是些竖着书写的文言文，楷体的、仿宋的，和侧面注解的蝇头小字组合在一起，象是书法艺术。那些作者都来自于古代社会，文字里表露出封建残余的思想，与激进的破旧立新潮流格格不入，自然会被抛弃。我懵懂地听过别人解释，只是觉得可惜，那么厚的书烧掉怪浪费的，用来做成“纸三角”、“豆腐干”赌博游戏，可以一直玩到初中呢。
尤其是那本厚厚的《康熙字典》，它伴教语文的母亲快二十年了吧。母亲很想留下它，她用墨汁仔细地涂抹了里边所有的皇帝名字，但还是怕字典给家里带来麻烦，最后忍痛用白纸裹上，打了封记，虔诚地交给了委员会。家里装书的几个竹藤萝空闲起来，存放起当时的报纸、传单和老三篇一类的小册子，薄薄的书纸杂乱无章，堆多了就象垃圾箱，不多久竟让老鼠在里边做窝生崽，晚上吱吱地叫，怪碜人的。母亲只好悄悄地把竹藤萝全部搬出去，扔掉。
后来，我上小学了，母亲送给我一本书，还是一“个”字典。我用“个”来度量，是因为它的奇特和怪异。烟盒大小，略长些，竟有六七公分厚；红稠裱制的软面，摸起来麻酥酥地，象我们常吃的块状零食“砂仁条”。我兴奋地翻着它，读书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个雷达，扫描查找词语、定位方便而准确，还可以利用它来看些大人书了。可是，字典里的拼音好别扭，全都是旧式写法，叉、勾、撇什么的，看上去和日语片假名差不多，我让母亲教我，她读起来也结结巴巴地，很好笑。不过，我很快琢磨出用偏旁字首查找、上下文字比对发音的笨办法，这个“砂仁条”终于成了我的武器之一。
字认多了，就喜欢阅读。家里的书几乎都找出来看，中专教材、文学历史，甚至是伟人著作也不放过，当然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但是我会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那就是思索。小字典旧了、破了，有些页面也脱落出来，我用饭粒笨手笨脚地粘上它们，直到有一天发现页根处长出了绿霉，才拿到窗台上去晒晒太阳。
阳光，渐渐扫除了阴霾，文字里的晦涩和灰暗，已经随着产生它们的黑夜一同褪去了。新鲜的空气一旦来临，窗边细枝一经吐出绿柳嫩芽，我知道春天终于到了。回到绿草茵茵的足球场，我和伙伴们一起踢球玩耍，从那些野火烧不尽的巴地草中，再也找不到当年破旧焚书的伤痕。我站在跑道边，用母亲曾经的视角去寻觅那本《康熙字典》化火飞升的踪迹，结果一无所得。
许多年后，我拿到了工资，给母亲买了一本崭新的大部头《康熙字典》。她笑着收下说，都快退休的人了，花镜也换了几个，还拿这字典做啥。我不以为然，起码用它来给未来的孙儿测字取名，可以考究一番呢，说不定会沾上些皇家气息。
字典偏重，她拿起来有些费劲了，就当作摆设吧。母亲笑了。